[34]参见董彦斌：《临时约法的制宪权之争》，载法治周末2013年11月7日第24版 [35]前引[2]，阿部照哉书，第83页。

对此，我们在法律体系构建的认识和实践上不能不有所洞察。首先，法律的系统化或体系化努力内含着在社会法秩序形成上的一种理性主义立场，在一般意义上说，这种立场不同于各种形态的经验主义立场，奉行的是一种人为建构而非自然成就的思路，因而对于法秩序形成原理上的各种经验主义立场的批评和挑战，对于其中包含的合理因素要有所认识。

在一位来自欧洲大陆国家的法律家看来，诸如民法典、商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和经合理安排的完整的法律概念结构，都是绝对必不可少的，而许多这些东西，他在英国法律生活中却看不到。此外，国务院各部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较大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和法规制定规章。一句话，对于可能存在的过度理性主义的法律系统化或体系化追求，应该有所警惕。中国的立法机关在法律体系概念的把握上，基本上采用了主流看法。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

据统计，截至1995年底，世界各国共签订了900多个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其中近60%是在90年代缔结的，仅1994－－1995年，就签订了299个，超过60年代和70年代签订的此类协定的总和。正如邓小平同志当时指出的‘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自1815年近代报刊由外国人引入中国后，清政府对外国人办的报刊，一直采取不承认态度。

由于这一报刊大论战的影响，国内革命派的报刊宣传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打破自《苏报》案后革命派报刊宣传活动沉寂局面。戊戌政变后，维新派创办的报刊绝大部分被封闭或被迫停刊。1926年10月1日，中国人官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在哈尔滨创办。他还经常参加报界的会议，热情鼓励报刊在共和国的建设中发挥舆论监督与指导作用。

在此期间，他为《时务报》撰写了诸多政论文章，阐发维新变法思想。在这些报刊中，影响最大的是《清议报》和《新民丛报》。

【作者简介】刘双舟，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副院长。在该报主持笔政十年，以变法自强为办报宗旨，发表了数百篇评论时政的文章，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王韬在中国最早提出了言论自由的要求，呼吁朝廷放宽严禁，允许民间办报纸，允许报纸指陈时事，无所忌讳，希望官方对报纸的言论要本着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的态度去对待。在朝廷内外强烈要求言论自由和制定报律的呼声中，晚清政府有限度地放宽了对言论和办报的限制。

在这一时期内，改良派创立的报刊中较重要的有：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康有为、梁启超等在新加坡创办的《天南新报》，梁启超在檀香山创办的《新中国报》等。在王韬办报方针的指引下，《循环日报》在香港独树一帜。改良派报刊宣传活动的进步意义作用表现在：冲破了封建统治者的言禁。他认为报纸的功能和作用是一个通字，报纸可以使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达内事于外和通外情于内。

……革命党对之，实属相形见绌，始遣陈少白至香港组织《中国日报》。论战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民族问题、民主革命、社会民生和士地国有等。

强学会成立后，该报即成为强学会的机关报，主要是宣传维新变法，后改名为《中外纪闻》。推动了变法维新运动的开展。

后因戊戌变法失败，制定报律的设想未及付诸实践。1898年8月，康有为在上光绪皇帝《恭谢天恩条陈办报事宜折》的同时，上了一个附片《请定中国报律折》，首次提出了报律的制定问题。其中所谓名誉上之监督，即舆论监督。国人办报高潮的真正兴起是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此外，在天津、北京等也逐步建立广播电台。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二十世纪初舆论宣传中，还明确提出了舆论监督和健全舆论的概念。

清朝入关后，北京的报房曾经达到十家以上，它们所出的报纸仍称京报。洪仁玕也是较早注意到新闻舆论有监督政府作用的中国人。

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期间，命人收集和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报刊资料，汇集成册，称为《澳门新闻纸》。封建专制主义不仅体现在政治和经济等领域，而且在文化思想领域也表现的非常突出。

梁启超把监督之道归结为三种，即法律上之监督、宗教上之监督、名誉上之监督。随着外报在中国日益增多，中国还开始出现了专事新闻收集和向报刊发稿的新闻通讯社，第一个在中国设立分社的外国通讯社是路透社，1872年，路透社在上海建立了路透社远东分社，到二十年代，法国哈瓦斯社和美国合众社都分别到中国活动或建立分社。

对中国人自己办的报刊则实行严加禁限的政策。同治十三年（1874），王韬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他利用该报发表了大量宣传维新变法的政论文章。主张报纸反映舆论，成为民史、民口，反映人民的活动和做人民的喉舌。向读者进行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和救亡图存的宣传。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文化专制主义造成了令人窒息的舆论环境，但此时马克思主义30年代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指导和丰富的社会舆论实践基础。

1910年，民政部对该律再次进行了修订，后改称《钦定报律》经清廷批准后颁行。1896年1月，康有为又在上海创办《强学报》作为强学会上海分会的机关报，成为维新派在南方的喉舌。

随着西方各国来华人员的增加，一些外国传教士或商人又开始在中国创办外文报刊。舆论监督成为近代法律监体系中的一个不可忽缺的组成部分。

报界是舆论之母，即先觉者──报刊必须掖进后觉者一起前进，达成引舆论于一途的目的，将正确的阶级思想普及于人人之心中的过程。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活动也随之进入了大发展时期。1900年1月，《中国日报》在香港正式创刊。同时，革命派扩大了舆论阵地，使报刊成政党的论战工具。

尤其是《新民丛报》，成为戊戌变法后改良派在海外的主要宣传阵地，曾风靡一时，最高发行量曾高达1.4万多份，畅销国内主要城市和10多个国家。我国早期广播电台虽然规模小，影响有限，但是作为一种新型的舆论载体，其作用在日后得到社会的公认。

《民报》自创刊起就致力于三民主义的宣传，力图使其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甲午战争的失败，加剧了中华民族的危机，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化，同时也唤起了更多的中国人对时事的关注。

后主持维新派办的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报刊《时务报》，并因此而闻名舆论界。梁启超对于舆论监督的论述也颇有建树。